宋仁宗皇祐四年（1052），一代名臣范仲淹病逝于徐州，举国震悼。仁宗皇帝辍朝一日以表哀思，亲题“褒贤之碑”碑额，将撰写神道碑的重任交予欧阳修。这篇本应“盖棺定论”的文章，却让文坛宗师欧阳修“累年未成”，甚至在范仲淹之子范纯仁删改后愤然表示“这不是我的文章”。这场看似文墨之争的背后，折射出北宋士大夫在政治漩涡中的坚守与风骨。  

一、时代坐标中的范仲淹与欧阳修

唐宋之际是中国“中世”向“近世”的转型期，日本史学家内藤湖南提出的“唐宋变革论”指出，宋代在哲学、文学、艺术等领域呈现出“东方文艺复兴”的特质。古文运动、道学兴起与政治改革构成这一变革的“三位一体”：古文运动旨在“载道”，政治改革力求“行道”，理学探索则试图揭示“真正的道”。  

范仲淹是政治改革的中坚，主持“庆历新政”试图革新吏治、强兵富民；欧阳修则是古文运动的旗手，倡导文以载道，两人在政治与文学领域并肩前行。景祐三年（1036），欧阳修因支持范仲淹对抗当权派被贬夷陵；庆历新政遇挫时，他又以《朋党论》为范仲淹等“君子之党”辩护。这份深厚的情谊与共同的政治理想，使欧阳修成为撰写神道碑的不二人选。  

二、碑文背后的政治漩涡与艰难抉择

为范仲淹撰写神道碑本是荣耀，欧阳修却坦言“此文极难作，敌兵尚强，须字字与之对垒”。这里的“敌兵”，指向范仲淹政治对手吕夷简的门生势力。吕夷简是仁宗朝重臣，与范仲淹曾因政见不合多次交锋，甚至被指打压范仲淹。尽管仁宗晚年对两人矛盾有所调和，但吕夷简的门生仍遍布朝野。  

欧阳修在碑文中提及范仲淹与吕夷简“欢然相约，共力国事”，称两人搁置私怨、以国事为重。然而，范纯仁（范仲淹之子）坚称父亲“至死未与吕公和解”，要求删改。欧阳修不悦，认为这是“目击之事”，范纯仁作为晚辈不应质疑。最终，范纯仁自行删去20余字刻石，欧阳修愤然表示“非吾文”。  

这一争议背后，是北宋党争的余波。庆历新政后，“范党”与“吕党”的矛盾并未消弭。欧阳修身处其中，既要还原历史真相，又需避免激化矛盾。叶梦得在《避暑录话》中分析，欧阳修的谨慎源于对仁宗朝政治现实的考量——吕夷简门生尚在，仁宗犹在世，稍有不慎便会引发新的政治风波。  

三、不同视角下的历史书写：欧阳修与富弼的对比

与欧阳修的“隐晦”不同，富弼撰写的《希文墓志》态度鲜明。他在信中批评欧阳修的“春秋笔法”，主张“文章当是非分明，扬善惩恶”。富弼详细列举范仲淹的功绩与吕夷简的过错，甚至直言“诋奸人皆指事据实”，即便得罪权贵亦在所不惜。  

这种差异源于两人的身份与性格。富弼是三朝宰相，更注重文章的现实影响力；欧阳修则是文学家，追求“更高层次的客观真实”。例如，富弼指出碑文未明确范仲淹的官职升迁，欧阳修则认为“天下国家之大者”才是重点，官场履历并非后人关注的核心。  

四、超越党争的士大夫精神

后世对吕夷简的评价逐渐客观。《宋史》称其“深谋远虑，有古大臣之度”，朱熹虽不满吕夷简的政治立场，也不得不承认其执政能力。梁启超在《王安石传》中指出，宋代党争与后世不同——“不肖者争营其私，贤者亦争行其志”，吕夷简与范仲淹的分歧本质上是执政理念的差异，而非善恶之争。  

欧阳修的风骨更体现在他对历史的敬畏。晚年，他主动为曾诋毁自己的江休复撰写墓志铭，且“无一贬词”。此举不仅展现大度，更意在通过自身言行消弭流言——后人读其文，自会分辨是非。这种“万世之公”的自觉，正是北宋士大夫的精神底色。  

结语

从《范文正公神道碑》的争议中，我们看到北宋士大夫的双重坚守：一方面，他们直面政治纷争，在党争漩涡中保持独立判断；另一方面，他们以文明传承为己任，追求超越时代的“道统”。范仲淹的“先忧后乐”、欧阳修的“文以载道”、富弼的“是非分明”，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高度。这种风骨，至今仍闪耀着启示的光芒——真正的士大夫，从不在意一时的毁誉，只在乎是否对得起历史与良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