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财经周四”栏目于每周四推送一篇财经书评，为读者推介前沿、经典且极具现实意义的财经著作与经济理论。
真正的经济复兴，从来不是简单复刻凯恩斯主义或新自由主义老路，而是重建滋养大众创造力的文化土壤与制度环境。一个国家的繁荣，从来不取决于堆积如山的静态财富，也不取决于体量庞大的巨头企业，而在于能否为亿万普通人搭建释放想象力、迎接新挑战、实现自我价值的舞台。真正的经济活力与时代奇迹，永远诞生于无数无特权、无资源背书，却始终渴望突破自我、改善命运的普通人之中。
2026年5月，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、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德蒙·菲尔普斯（Edmund S.Phelps）以92岁高龄辞世。作为宏观经济跨期决策领域的泰斗，菲尔普斯的学术生涯横跨六十余年，研究脉络从最优资本积累、宏观微观基础搭建，到结构性均衡分析，最终落脚于资本主义活力与人类价值的终极追问。不同于主流经济学聚焦效率、增长数据的技术性研究，他始终立足真实世界的经济摩擦、市场不确定性与人的创造力，将经济学的研究边界从单纯的增长核算，拓展到关乎个体发展的“大众繁荣”维度，为当下AI时代的经济困境与创新困局，留下了极具穿透力的思想启示。
01 菲尔普斯的核心洞见：繁荣的本质是草根大众的内生创新
晚年的菲尔普斯完成了关键的学术转向，跳出失业率波动、经济周期等结构性问题的表层研究，直面现代经济的终极命题：现代经济何以爆发空前活力，又为何自上世纪70年代后日渐失色？由此，他提出了重塑现代创新认知的核心理论——经济活力（Dynamism）催生大众繁荣（Mass Flourishing）。
在菲尔普斯的经典著作《大繁荣：大众创新如何带来国家繁荣》中，他颠覆了传统经济增长认知：十九世纪英美经济腾飞的核心密码，并非资本积累、技术迭代或大型实验室的尖端突破，而是普通人主导的本土内生创新。不同于少数天才、精英团队的顶层创新，这种草根创新源自千千万万普通从业者，是劳动者在日常工作中自主探索、解决问题、突破边界的创造性实践。
这场全民创新浪潮的底层支撑，是现代价值观的觉醒：个人主义、冒险精神、活力主义与自我表达的诉求，彻底打破了传统社团主义的桎梏。彼时的普通人不再是流水线上被动执行指令的螺丝钉，而是拥有独立思考、敢于试错突破的创造者。这种大众繁荣，早已超越物质丰裕的浅层内涵，契合亚里士多德提出的“完满人生”，是个体通过创造性实践实现自我价值的终极形态。
在后续著作《活力：创新源自什么又如何推动经济增长和国家繁荣》中，菲尔普斯进一步量化验证：个体主义、自我表达的现代价值观，与本土创新活力、就业质量、长期经济增长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。同时，他前瞻性预判了自动化技术的双面性：短期来看，技术迭代会重塑就业结构、加剧局部不平等；但长期而言，只要配套完善的制度与价值体系，技术终将解放重复性劳动，释放更多创造性人力价值，而非将人沦为机器附庸。
与此同时，他尖锐批判了金融化异化的经济模式：当社会资本过度追逐资产炒作、投机套利，而非投向生产性创新，当企业家精神被繁琐合规成本、低效寻租行为侵蚀，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便会持续枯竭，社会创新活力也会逐步消解。
02 创新衰退的根源：新社团主义的隐性绞杀
既然草根内生创新是经济繁荣的核心引擎，为何上世纪70年代后，西方多数国家的经济活力持续衰退？菲尔普斯将根源指向新社团主义（New Corporatism）的复辟与渗透。
传统社团主义诞生于20世纪初的欧洲，作为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与极端社会主义之间的“第三条道路”，主张由国家主导，整合大企业、行业协会、工会等既得利益群体，通过行政协商规避无序竞争、维护社会稳定。而演变至今的新社团主义，形式更为隐蔽、渗透更为彻底：它不否定市场经济的表层形态，而是通过行政许可、行业标准、资质壁垒、定向补贴、利益勾兑等隐性手段，构建起“国家+巨头企业”的利益共同体，用行政博弈替代市场化公平竞争，彻底挤压草根创新的生存空间。
菲尔普斯精准拆解了新社团主义扼杀大众创新的四大微观机制，完整解释了经济活力持续衰退的底层逻辑：
第一，筑墙设垒，封锁草根入场通道。行业巨头凭借资金、资源与话语权优势，通过政治游说推动行业设立严苛的合规审查、资质认证与准入门槛。繁复的行政壁垒，将无背景、无资源的初创团队、普通创业者挡在市场门外，形成固化的行业垄断，阻断外部创新力量入局试错。
第二，资本异化，短期主义挤出长期创新。大企业管理层与机构资本过度追逐短期财报数据、季度业绩，彻底摒弃长期价值投资逻辑。金融资源不再青睐高不确定性、无固定资产抵押的突破性草根创新，反而持续倾斜给有政策背书、有资产兜底的传统巨头，造成严重的金融错配，草根创新长期面临融资难、资源缺的困境。
第三，风险厌恶，固化旧秩序扼杀创造性破坏。新社团主义以“社会稳定、秩序优先”为核心逻辑，极力保护既得利益格局。监管层面通过财政救助、关税保护、行政兜底，维系低效僵尸企业存续，阻断市场要素向高活力、高创新领域流动重组。熊彼特提出的“创造性破坏”难以发生，社会失去迭代更新的活力与韧性。
第四，寻租套利，扭曲社会创新激励。当依托政策特许、资源勾兑、补贴套利的寻租收益，远高于深耕市场、自主创新的经营收益时，社会顶尖人才与企业家精神会全面转向分配性套利，而非生产性创新。全社会不再追求“做大蛋糕”，只专注“抢占份额”，全要素生产率随之陷入长期停滞。
03 AI时代的新困境：算法催生新型数字社团主义
站在菲尔普斯的理论视角审视当下，AI大模型、超级算力的指数级爆发，正在重塑全球经济格局，也催生了比传统社团主义更隐蔽、更极致的创新桎梏——算法新社团主义。这场数字革命，看似开启了技术民主化时代，实则悄然完成了创新壁垒的升级与垄断的固化。
从表层应用来看，生成式AI、低代码平台大幅降低了创业与创作门槛，一人公司、微型团队可依托AI完成代码编写、数据分析、内容创作、营销策划等复杂工作，摆脱了传统大企业的科层束缚。这种微观生产单元的轻量化、自由化，看似契合菲尔普斯追求的“大众全员创新”图景。
但深入底层逻辑，数字时代的创新垄断已然成型。传统社团主义依托行政权力、有形资源构建壁垒，而算法新社团主义依托算力、数据、底层模型完成绝对垄断。超级算力集群、海量训练数据、底层大模型被少数科技巨头掌控，形成了比行政壁垒更难突破的资本与技术闭环，草根创业者彻底失去底层创新的话语权。
更关键的是，平台资本化身数字生态的“准政府”，掌握规则制定、流量分配、收益分成的绝对权力。无数小微创业者、普通创作者沦为平台生态的依附节点，看似自由创作、自主创业，实则每一次创造性输出，都在无偿为巨头模型提供训练数据，持续稀释自身劳动价值，最终沦为算法体系下的“数字劳工”，彻底丧失创新自主性。
菲尔普斯始终强调：真正的繁荣，核心是包容“非共识创新”。颠覆性的草根突破，本质上都是对主流范式的挑战与颠覆。但AI算法的核心逻辑，是基于全网既有数据的概率拟合与平均值回归，天然排斥异质性、突破性、非主流的创新内容。
由此，算法形成了一套隐性的“思想驯化”机制：平台流量算法优先推送大众共识内容，惩罚小众、创新、颠覆性的非共识探索；全行业统一使用AI工具创作、策划、生产，导致市场供给高度同质化，彻底消解创新的多样性；监管体系与算法合规深度绑定，无死角的标准化审查，大幅抬高了非共识创新的试错成本与合规门槛。
最终，人类的思想市场被算法重塑为平庸共识的循环复刻，个体的直觉、灵感、非理性探索、突破性尝试被逐步消解。技术进步并未带来大众繁荣的升级，反而沦为巨头固化垄断秩序、绞杀草根创新的全新工具。
04 破局之道：构建守护大众创新的制度防线
菲尔普斯的理论清晰印证：技术迭代本身不会自动催生繁荣，唯有适配的制度、文化与规则，才能让技术赋能个体、激活大众创造力。想要打破算法新社团主义的桎梏，守护AI时代的大众创新活力，必须搭建三重制度防线。
第一，打造算力与数据公共公地，打破底层要素垄断。通过立法明确核心算力网络、基础公共数据集的公共产品属性，破除科技巨头的绝对闭环垄断。降低中小创业者、普通开发者获取底层算力、基础数据的门槛与成本，从源头杜绝算力卡脖子、数据寡头垄断的格局，为草根创新提供基础资源支撑。
第二，确立算法中性规则，完善数据收益分配机制。出台反垄断约束规则，遏制平台通过算法操纵流量、差异化对待小微主体、隐性剥削草根创作者。健全数据要素收益分配体系，明确普通劳动者、创作者的主体权益，让个体的创造性劳动获得合理回报，杜绝巨头无偿收割大众创新价值。
第三，捍卫人类主体性，保留创新试错空间。在公共政策与行业治理中，坚决抵制劳动全面算法化、工具化的倾向。尊重人类独有的直觉、情感、灵感与非理性探索，这些无法被算法复刻的特质，正是颠覆性创新的核心源头。为非共识创新、小众探索、突破性试错保留容错空间，守护个体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的权利。
05 结语：经济的终极底色，是人的创造力
菲尔普斯晚年的系列著作，将经济学从冰冷的技术测算、政策推演，升华为关乎文明底色与人类价值的人文思考。他超越了熊彼特的精英创新视角，真正聚焦普通个体的创造价值，阐明了现代经济的本质：经济增长的终极意义，从来不是财富堆积，而是人的全面发展。
当然，其理论也存在一定局限：对大众创新价值观的推导存在主观性，难以完全厘清经济增长与价值理念的因果关系；对AI技术的长期乐观预判，一定程度上低估了技术迭代对基层劳动的结构性挤压；对十九世纪大众创新的叙事，也带有一定的理想化浪漫色彩。
但不可否认，在全球生产率低迷、AI重构产业、社会包容性弱化的当下，菲尔普斯的思想极具现实警示意义。真正的经济复兴，不是政策与技术的短期修复，而是大众创造力土壤的重建；真正的国家竞争力，不在于巨头的体量与技术的领先，而在于千千万万普通人敢于创新、勇于突破、实现自我的可能性。
AI浪潮席卷全球的时代，我们最需要的不是无限追逐技术效率，而是守住创新的初心与人性的温度。唯有以制度护航个体自由、包容非共识创新、打破垄断桎梏，才能让技术服务于人，让大众活力持续迸发，真正孕育属于数字时代的全新大众繁荣。